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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屋背岭、大窝、艾家冲,柳叶眉弯弯

作者:摄影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12-20 16:43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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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在微微发黄的护眼台灯下,我拿起小巧的美工刀,轻轻挑开了那个信封,信封里静静地躺着三张稍带墨香的浅绿色信纸。纸上的字迹十分娟秀,又十分有力,很漂亮。这是樊星写给我的第七封信了。这无非就是要好的笔友对彼此的倾诉。却让我不禁扬起了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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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不是苏杭,不是黄山丽江,不是马尔代夫,而是那个生养我们的小山村——画眉冲。

我叫于朵朵,十二岁,性别女,喜欢踢足球。我的爱好是不是令你们大为吃惊,但,的确,踢足球是我的爱好,这使我受到了一堆男孩子的拥护。他们在竞选时常把选票投给我,使本来成绩就十分优秀的我成为了我们班的班长。我很开心哟!

风轻云淡

在别人看来这是个穷乡僻壤,鬼不生蛋的地方,而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温暖的小窝。这里留下了我们儿时的记忆,有欢笑,也有泪水。

对了,我为什么要和你们聊这些,我们还是说说的笔友樊星吧。

点点星辰梦一帘

画眉冲名字的由来已经不太清楚了。“冲”是山村的意思,是通城崇阳乃至湖南江西一带的叫法,比如韶山冲。画眉冲还有一个叫法——饭米冲,我们的祖辈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为一顿饭而劳碌奔忙,叫饭米冲也恰如其分。

一、我与樊星的初识

捧着你的脸

但我更愿意她叫画眉冲,地图上也是这么标的。我们的家乡一年四季鸟语花香,画眉鸟在这里筑巢歌唱。

那天是老妈的生日,我打算用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去给她买一个蛋糕。

背靠屋背岭、大窝、艾家冲,柳叶眉弯弯。画笔在眉心轻点

我们的祖屋坐落在崇阳、通城两县的边界(现属湖北省崇阳县沙坪镇堰市村),背靠屋背岭、大窝、艾家冲,左手一指是西岔,右手一指前底嘴,前面一指凤凰台。前后左右,与油毛垅、毕家、精怪窝、陈家排、粉铺、雷家、下屋等鸡犬之声相闻。

我数好钱,脚步轻快地走向一家叫作“Love Cake”的蛋糕店。这家店处于我去往学校的必经之路上,我偶尔会去买一个瑞士卷或是一块毛毛虫面包。店小巧精致,总是流淌着或欢快或优美的外国歌曲,让人感到很舒心。

柳叶眉弯弯

说是祖屋,其实不是我们的祖辈修建的。原本是邓家大地主的庄园,修几间房供佃农居住,相当于如今简陋的员工宿舍。我们的爷爷那时候在邓家做长工,自己又没有房屋,上世纪30年代初携家人在这里定居下来。

来到店中,我选好了蛋糕,等待蛋糕师把它做完。健谈的我马上就和朝气蓬勃的做蛋糕的大姐姐聊熟了。大姐姐边做蛋糕边对我说:

你美目妍妍

房子修建于上世纪初或者更早,建筑质量很差,没有正经的墙脚,砌墙以土坯砖为主。一到刮风下雨,摇摇欲坠。下大雨时,奶奶就要拿出一把杆称,把称钩插在门框边的砖缝里挂住,再吊上一个称砣,当作“定海神针”。

“朵朵,我有一个妹妹,她叫樊星,而我呢,叫樊花。她和你年龄差不多,你们应该可以玩到一块儿吧。做蛋糕时间长,要不我叫她来,你们一起玩?”

相顾无言

一直到我记事时,房子没有作大的改造。那时候上下四间房,我家、大伯家、叔叔家一人一间,奶奶住一间。1982年,叔叔那间房在一个雨夜倒塌。我父亲将房屋拆除,在老地基上建了现在的房子。

我喜不自禁,买蛋糕还可以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我拥你入怀

有树、有井,才能称得上一个完整的村落,画眉冲也是一样。

我兴奋地点点头。

你温语呢喃

1958年之前,山上林木茂盛,大树不少,1943年爷爷还在屋背岭上躲过日本兵。大跃进时期大办钢铁,到处土窑冒烟,山上树木都砍掉化为灰烬。到我们出世时,山上只剩少量松树和一些灌木。

随后,樊花又对我说:“我总见你来买面包,看你的言行举止都觉得你十分开朗,我家星星就不一样了,她太文静了,还有些内向,不过我相信,如果她能和你成为好朋友,那说不定也能和你一样开朗呢。我家住在画眉巷13号,有时间去玩啊!”

却又为何

我小的时候,土地嘴的薯窖边还有一棵老枫树,门口塘岸上有几棵桐树,堑上有一片竹林。桐树开着黄白色的大花朵,特别漂亮。我、岳斌、国斌经常爬上桐树,躺在树杈上闭目养神。桐树结的果敲开之后,里面是白色的桐籽,点着可以照明。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坐在椅子等待那个叫樊星的女孩出现。画眉巷,好美的名字!

忧郁依然藏于眉间

画眉冲的水井原来在中家冲的田墈下,柳和平的父亲柳炳炎当生产队长时,把我们家的井填了。柳炳炎一生没做什么好事,他于1959年得伤寒病死了。

……

叔父十几岁的时候,带头挖了一口井,位于出村右手的田边,这成了我们一大家人几十年的饮用水源。

时间不长,一个梳着长马尾辫的女孩就来到了“Love Cake”蛋糕店里。她身穿一条洁白的纱裙,长筒袜配着干净的布鞋,这清爽的夏日风格让我眼前为之一亮,她应该就是大姐姐的妹妹樊星吧,清亮的眼眸与她的名字十分般配,如同闪烁着繁星般的光芒。她好漂亮啊,她真是自己见过最漂亮的女生了,我花痴地想。

画眉冲有几口水塘,分别是门口塘、烂塘、中家冲塘。

她与樊花的对话我没有听清,只记得她拿了两块奶油蛋糕坐在了我的对面,用极小的声音对我说了一声:“于朵朵,你好……”我死死地盯着她,她不自然地说:“于朵朵,我脸上有蚊子吗?”我瞎说了一句,因为我还在“花痴”状态:“没蚊子,有苍蝇。”她赶紧说:“苍蝇快走,走开!”我这才反映过开,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对她说:“逗你玩儿,你还真信。”樊星知道自己被骗了,立刻气得涨红了脸。

门口塘有一块六尺见方的条形石,是爷爷用一摄箕稻谷换来的,一家人在上面洗衣洗菜。随着水位的变化,这石板一年总要挪动几次。

虽然这个初识并不怎么愉快,但我们对彼此的印象都更深了一点儿。

我大概六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带着弟弟们在石板上玩泥巴,石板前半截泡在水里,长了青苔比较滑,国斌玩的时候一下滑到水里。情急之下我马上跑回家搬救兵,大妈下到水里把国斌扯了起来。想想真是太惊险了。

我与樊星就这样成为了朋友。其实我发现,她对外人的确很有警惕性,但与她玩熟了,会发现她的性格并不内向,而是那种比我还要开朗的性格。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樊花姐姐,她也十分开心。

对我而言,接下来是一悲一喜。悲的是我被奶奶痛打了一顿,毛粟加棍子尝了个遍。喜的是还得了一个表扬,大人说幸亏你没有下水去救,要不然都淹死了。

不过,你们肯定很疑惑:为什么画眉巷蛋糕店不远,像樊星那样的走路速度,不到十分钟就到了;而我家所住的翠鸟巷也在蛋糕店附近,那这么说,我与樊星见面是很方便的,我们还需要用写信这种方式联系?

烂塘的坝原来没有现在这么高,是1970年左右加高的。当时工地上有一个夯实沙土的工具,叫石鹅,三百来斤重,八个人同时抛起来往下扎。这项劳动叫做“打鹅”,需要有一个人发号施令,这个人就是大妈。大妈发号令时,要根据现场的情况编歌词,再唱出来。我记得那个调子是:

其实这样有两大优点:

哟~哟咧嗬咧

一是我们觉得好玩,这很简单。

嗬咧呀嗬嘿嗬嘿

二是写信能促进我们的友谊,总见面会总吵架……这个你们懂得的!

亚歪子哟咧嗬

我与樊星的友谊就像细细的泉水从泉眼中缓缓流出,这友谊虽平淡,虽不汹涌,却细水长流,从不间断。一看到她的信,我那颗浮躁的心就会平静下来。她的文笔清新、委婉、却不失幽默……

才呀天子话呀话……

关于樊星的事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总之,她是一个十分值得交往的朋友。

爷爷奶奶生活的年代兵荒马乱,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红军白军各自占山为王。奶奶说,对门岭上的坟沟里,有一个号兵吹了一晚上的号,不知道是发起冲锋,还是号兵自己发泄。日本兵来时,天上的飞机就像打铜锣一样轰响。

二、都是足球惹的祸

我们家乡至今有一句狠毒的骂人话:炮子打的!说一个人慌忙火急,就说兵杀来了?赶杀场!这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后遗症”。

那天,我心血来潮,主动去画眉巷找樊星玩。可是,却吃了个闭门羹……她不在家。

有一天深夜,突然有两个穿军装的人敲门求救,说是被人追赶,穿着军装不方便逃跑,需要换一身衣服。爷爷二话不说,给他们换了装,把他们脱下的军装踩在烂塘的泥里。听说解放后有人来寻访过,也不知道当时救的是红军还是白军,不敢认账。

我失落地往回家的路上走着。

如今城里人春游,坐百十里的车去看映山红。画眉冲对面的山上,就有成片的映山红,因其含苞待放时形同笔杆,叫做笔杆树。一到春天,映山红漫山开放。小时候有一个误传,说映山红花蕊中有一种虫子,会爬到人的耳朵里,所以很少有人采折。

樊星所住的“13号”是画眉巷的倒数几家,所以走出巷子需要一点儿时间。画眉巷十分有特点:它的两头是居民区,中间有一小块空地,有些像瓶子。

屋背岭上有一个晒场,主要用来晒谷、晒薯丝。我们小时候有一个任务,早晨把竹簾(晒簾)扛上山,晚上收完粮食再背下来。

走了一会儿,就来到了这块空地上。这里有几个男孩子在踢足球。

站在屋背岭上,举目四望,人声依稀,炊烟袅袅。数十里开外,四周就是盆地的边沿,那里才是真正的大山。特别是雪后初晴,远处山上银灿灿一片,甚是耀眼。

一看到足球,我两眼就放光,这也不奇怪,踢足球本来就是我的爱好嘛!

下面说一说我们家族几代人的记忆。

我落落大方地走过去,看到那几个男生年龄应该和我差不多,就说:    “你们好,我叫于朵朵,能和你们一起踢球吗?”

家族轶事

柳姓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鲁国。鲁国有大夫展禽,食采于柳下,因其谥号为“惠”,后人称其为柳下惠。简单讲就是他得到一块封地,位于今河南濮阳柳下屯镇,可能跟沙坪镇差不多大小,其子孙后代遂以邑名为姓氏,称柳氏。

柳下惠就是柳氏“得姓始祖”。

2300多年前,鲁国被楚国所灭,柳姓有入居楚地者,至秦灭六国后,又有入居山西境者,后渐在河东(今山西境内黄河以东地区)形成名门望族。此后相当长时期内,河东一直是柳姓的发展繁衍中心,柳姓的许多名人也大都出自河东。

现今我们的族谱上都有“河东堂”的字样。

唐代以后,柳姓称盛于南方,且分布极广。今日柳姓尤以山东、四川、湖北、湖南等省居多。

柳姓的古代名人,除了柳姓始祖、坐怀不乱的道德典范柳下惠,还有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柳体楷书创始人柳公权,北宋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

如今三角门柳家祠堂一带,是我们这一支最后的聚居地,已经有六百四十年历史。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我们的祖先从江西袁州府宜春县(范围相当于今宜春市袁州区)来到湖北崇阳通城,一说是避瘟疫,一说是避战乱。古代人口迁徒,原因无外乎战争和天灾。

传说江西宜春儒学教谕(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柳仲三和哥哥仲一、仲二携家人从江西来到崇阳,到达三角门时,口渴找一口井喝水,仲三把一个包袱挂在树上,喝完水继续前行。行走一段路后,仲三想起挂在树上的包袱,转头来取。仲一仲二两兄弟说,三角门这个地方还不错,你干脆在此地留下吧。仲三于是在三角门(当时叫三个门)开山拓土,定居下来。

告别仲三,仲一前往监利县落业,有柳家集;仲二则定居湖南省巴陵(今临湘)县西塘柳树厂。

仲三公因此被后人尊为“迁崇始祖”。

仲三公上代祖先由陕西迁至江西,七代在宜春。江西始祖交公(字善与),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生,因任江西袁州府通判(朝廷委派官员,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监察州府长官),举家从陕西迁往江西宜春。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父亲带我寻找陈家排柳家的祖坟。几代祖先都葬在尖家塘的那一个山窝里,大概500平方米范围。年深日久,坟头都平了,祖先的遗骨有的已经难寻踪迹。逢年过节,也不见有人祭拜。

这里有陈家排柳家的开山祖先再韩公,以及再韩公之后第六代祖先、我们曾祖父的父亲清明公。

逝者如斯夫!更远的祖先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所熟悉的只能是曾祖、祖父母和父母。

还是从我们的曾祖父说起吧。

从活着的人往上推,陈家排柳家有三大支系:

一是以柳福林为代表的新屋一房,他们的曾祖父楚先公和我们的曾祖父海材公是兄弟。楚先的儿子照爹是从其他房族过继来的。照爹下面有秋林的父亲少团、福林的父亲成金、铁钢的父亲祖胜,还有计青等,都已作古。

二是以望来为代表的老屋一房,他们的曾祖父先甲公也和我们的曾祖父是兄弟。按照过去的话说,他们这一房已经后继无柳了。炳甲的儿子普奎,是过继来的。子书的儿子、望来的父亲畅奎,也是抱养的。大兴和堰市细和两人,都只有女儿。

老屋这一房有一个老黑,终身未婚,去世很早。他是个只手木匠,手艺不咋地,功夫全在嘴上。那时我们家几个条凳就是他做的,平地上放不稳,歪地上稳当当。他算是柳姓的幽默大师,至今流传着他的两则笑话。

他家的小牛走丢了,他逢人就问:你见过我那只刚长大成人的小牛么?有一次在别人家做活,嫌人家招待不周没有酒喝,将一把凿子故意别在腰上,装着找不到的样子。主人家提醒:你的凿子别在腰上呢。他一拍脑袋说:你看看,我真是糊涂,上个月喝醉了酒,到现在还没醒。

清明公三个儿子,老屋一房要么抱养儿子延续香火,要么没有男丁,新屋一房也是过继来的,真正延续血脉的只有我们这一房。

我们这一房,曾祖父发寿(正名海材)老太爷,排行最小,经常被上面两个哥哥欺负。他们三兄弟分家时,老人把最好的田产给了我们的曾祖父。后来不断被新屋、老屋两个哥哥巧取豪夺,田产尽失。最后只留下望来家对面的一片山,严防死守。任凭两个哥哥侮辱谩骂、用烟袋锅敲打脑袋,就是不答应,终于给自己留下了一个葬身之地。

嗬嗬,他的三个孙子、我们的父亲们也把这块地作为最后的归宿,在两边修起了三个墓,大伯已经先到先得。

曾祖父生于1880年左右,传说他娇生惯养,有点懒隋,所以贫穷一生。而让我们能够想起曾祖母的,是沙堆罗家门牛疯子。隔三岔五,牛疯子就会背着一身包包裹裹,上门来要吃的。他在我们的父辈面前,自称表叔。的确,我们的曾祖母卢氏,是牛疯子的姑妈。卢家曾经是望族,后不知何因衰败。

我们的爷爷炳春是兄弟中的老大,有金员、龙才、复员三个弟弟。

那几个男生不踢了,都看着我,其中一个高个子的男生说:

爷爷和奶奶

爷爷16岁时,36岁的曾祖父去世了。传说他死于急症,去世时连草鞋都来不及脱掉。

爷爷当时尚未成年,自身难保,几个弟弟只好四散。

叔爹金员到通城大屋洪家做长工,与当地女子爱桃结为夫妻,在大屋洪家落业。生了三男五女,儿子分别是奎保、克奎和落奎。金员叔爹会做扒浆豆腐,我父亲做豆腐的手艺就是向他学的。

叔爹龙才过继给通城南塘卢姓人家,学过裁缝。缝纫机出现之前,我们家的衣服都是请他做。他老伴叫通哀家,有一个儿子叫榜伢,精神病人,一天到晚嘿嘿笑,会砍柴干农活,30岁左右走失。

还有一个叔爹复员,中年后倒插门,当了柳福奎的继父。与老伴凤玲哀家有独子广生,去年病故。

我们的爷爷为人忠厚,人穷骨头硬。做长工为生,当过石匠。被抓过壮丁,九死一生逃回家。在地主家做长工的时候,东家故意把钱扔在地上来考验他,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捡起来交给东家。

爷爷靠自学识得几个字。我小时候家里还存有不少木板印刷的老书,上面有爷爷的名字。

爷爷可能无力改变家庭窘境,有一些惰性。听奶奶说,夏天的时候,爷爷在屋外乘凉,喊他三次都不肯洗澡,洗澡水只好热了再热。

爷爷深爱画眉冲这一方土地。土改的时候,政府分给他邓家地主的房屋和畈上的良田,他一律不要。他怕受大户人家欺负,只想蜗居画眉冲。土改只得了一张床,一个柜子等几件家具。

那张床相当豪华,给了大伯。它就像一个小房子,前后两进,雕龙刻凤,金碧辉煌,外面有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我们小时候在上面玩耍。大伯一家搬到沙坪时,听说这张床以100元钱卖给了洪奎表伯。在今天,这也是一件价值不菲的文物了。

1958年,大跃进吃大食堂,要求村民集中居住。我们全家搬到下屋复员叔爹家。当时已经病重的爷爷拄拐棍回到画眉冲,看到墙根已经长了一人高的野草,心中五味杂陈。直到56岁离开这个世界,他都依恋着画眉冲。

爷爷的病,现在来说应该叫喉癌。不能说话,不能吞咽,更不能进食。家人只好给他在脖子上挂一个口哨,有事就吹一下。爷爷去世前只有一事让他感到欣慰:这一年,国龙(岳斌的哥哥,半岁时夭折)和国甫(我)出生了。爷爷坚持要给我们摇摇窝,我和国龙的摇窝摆在爷爷的病床两边,左右手一边摇一个。

爷爷在家中非常威严。他去世落葬以后,家里有人大声说话,还发出了笑声,这时一面出殡用过的铜锣突然从高处掉落,一声巨响,吓得一家人大气都不敢出。

爷爷生前作出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为自己争得了一块风水宝地。他可以不要任何东西,但虎头山非他莫属!这座山是邓家的祖业,土改后归集体所有,他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拐棍往虎头山一戳,这块地志在必得。

每当我们上山祭拜爷爷奶奶的时候,站在山顶一览众山小,无不感佩爷爷当年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作最后一搏的豪迈与决断。

我们的奶奶叫詹细员,人家都叫她细哀家。她娘家就在饶家对面,他们家是从码头詹家搬来的,其中原委不清楚。奶奶的母亲叫满哀家,奶奶上有一个姐姐,就是郭家坳的泉哀家。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嫁蔡墩山里大屋熊家,一个嫁老屋舒家,都是我们叫的姨奶奶。我们的表叔也有好几个,奶奶在世的时候,来往比较密切。奶奶还有一个弟弟,叫菊爹,上世纪50年代,因和村干部发生冲突,一时想不开吃黄莲(山上的一种有毒植物,或叫断肠草,我没见过)去世。听说叔叔利奎给菊爹做儿子,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有正式在他家生活过。

奶奶的娘家,已经绝户了,詹家屋场变成了一块水田。早几年盘社柳元奎在詹家屋场原址上起了新房。

爷爷奶奶成家以后,在柳家老屋住了十来年,就是虎头山下,现在魏亚生住的那个地方,离奶奶的娘家不过300米距离。

奶奶个子比较高,应该不低于1.7米。长方脸,高鼻梁,大伯和她比较像。一双小脚,即使拄拐棍也走不了远路,经常走动的地方是堰市和郭家坳。去山里探望她的妹妹,都是我父亲和表叔用轿子抬她去。

奶奶到了晚年,一直保持做家务的习惯。家里男女都要出工,她负责照看几个孙子。

她有一个毛病,就是哮喘。一发病就用轿子抬到堰市找姜医生治疗,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吃一种叫麻黄素的小药片控制病情。

奶奶对她的三个儿子,都是直呼小名:水伢、木伢、金伢。她认为木伢的命最不好,其理论是木伢丁丑年生的,属牛,又落在农村最辛苦,所以在一些问题上,总是倾向于我们家。大伯和叔父常常给她几元钱,她都暗地里接济了我家。最为典型的是,她连上厕所都在我们家,要让我们家多一点肥料。

俗话说,爷(父亲)疼细崽,爹(祖父母)爱长孙。奶奶给我的关爱和呵护,要比其他弟妹们多一些。我小时候陪奶奶睡觉(不如说奶奶带我睡觉),直到她70岁去世,那年我12岁。

奶奶每晚睡觉前有几个规定动作。一是泡脚,用剪刀修理脚上的茧。她属于中国最后一代裹脚的女性,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那双小脚是畸形的,脚后跟占了脚掌的三分二,白天穿鞋不舒服,晚上泡一泡放松一下。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上茅房,她自嘲地说:操多了心屙夜屎。奶奶睡觉时间很短,每晚上床之后,要在床头坐半个小时,把故去的亲人一个一个念叨一遍,包括她的妈妈、弟弟和妹妹、她的两个女儿,还有我们的爷爷。她总是自言自语:你们都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世上,这里死人那里死人为什么不死我?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70年7月,一病不起,汤药无效。一天晚上,我父亲感觉到奶奶不行了,带着我起身到星桥文家去买灵屋,半路把我搁在郭家坳姨奶奶家,我在那里睡了一觉。回来的时候走到乌鱼塘,手电筒的灯泡炸了,我父亲说了一声:瞎了火!我们摸黑走到前底嘴的时候,碰到秀华表哥,他说奶奶已经走了。

奶奶去世,只有大伯这一个儿子送终。那晚,大伯哭得最伤心。叔父接到电报后,第二天中午从苏塘赶回家。

奶奶出殡那天,她的三个儿媳妇,也许是泪点高,没有一个人哭。倒是她的两个外孙女金宝和银宝,大声哭了好一阵。

我们乡下有一种说法,亲人去世后会对家人依依不舍,到了一个望乡台的地方,会停留张望。去世后第三天夜里,会悄悄回到原来的家探望一番。如果后人有心,用草木灰撒在房门口,第二天早晨会发现回来过的脚印。我照这样做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才意识到,我再也见不到奶奶了。

爷爷和奶奶一共有五个子女,除了我们的父亲三兄弟外,他们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我们叫凤姑妈)嫁到老屋舒家,生下宗生和宗义。二女儿(我们叫梅姑妈)嫁雷家,生了秀华、国华、金宝和银宝。

凤姑妈在舒家得了火病(肺结核),发展到吐血,无人给她医治,只好接回娘家养病,直到1952年去世。我小时候看见凤姑妈住过的那间房,门槛用锯子锯断过,意思是让她的病不再传给家里别的人。

梅姑妈也在1958年因病去世。

1958年,我们家失去了爷爷和梅姑妈两位亲人,对奶奶的打击可想而知。

说完了爷爷奶奶,再来说一说我们父辈的三兄弟。

“我们不认识你,更何况你是女生。你看,那边有两个女生在玩洋娃娃,你去和她们玩儿吧!”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两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正嬉皮笑脸地摆弄着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布娃娃。我恼羞成怒,道:

大伯

我问过家乡年长一点的人,对我大伯柳水生小时候的印象如何?回答是大伯爱玩,也会玩,能玩出很多花样。

大伯没上过学,小时候跟着爷爷给邓家干过活,具体细节,我也不清楚。

大伯自己说,小时候在山上打柴,最爱玩一种叫打马的游戏,像哈里波特一样骑在扫把上飞,屁股骑在打柴的耙子上,从山顶往下面狂奔,玩也玩了,柴也打到了。

1951年,家乡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分田地。我们家是贫农,土改根子。开会的时候,大家推举当时只有17岁的大伯上台讲话,却到处找不到人。后来找到了,他正在和小伙伴们玩打子的游戏。

大伯还和一帮年轻人组织了寿安篮球队,多次比赛拿冠军。

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中国宣布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年仅17岁的大伯被敲锣打鼓送到部队,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直接就在异国他乡拿枪作战。

大伯所在的部队是秦基伟率领的野战第十五军,是打上甘岭的主力部队,在冰天雪地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血战49天,伤亡惨重。上甘岭被美国飞机反复轰炸,山上被炸得寸草不剩,阵地上堆起一米多厚的浮土。大伯回忆说,进出坑道没有着力点,只好拉着战友的尸体攀爬。

一次几天几夜急行军,极度疲劳,大伯一边走一边睡着了。一颗炮弹打过来,弹片划破了大伯的棉背心并起火,战友发现后帮忙扑灭了。

大伯上战场,爷爷奶奶在家里自然着急,奶奶说那几年差点哭瞎了眼睛。有一天,雷家国华表哥忽然来画眉冲,大声喊:大爹细爹,水舅爷归来了!一家人喜出望外出门迎接,那知道被这小孩忽悠了。之后这样的事又发生了几次,每次都忽悠成功。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大伯大妈是在部队成亲的。大伯从朝鲜回国,随部队回到河南驻地。爷爷奶奶把大妈带到部队。两个没出过门的农村老头老太,是怎样把儿媳妇送到部队的,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不知道大妈对这件事是否记得清楚。

据说同行的还有其他两位战士的家长。

奶奶回忆说,从武汉过江坐轮船,那轮船像饿猪婆一样叫。我后来到武汉上学,特地坐过江轮渡体验了一下,汽笛声确实像饿猪婆一样叫。

大伯在部队几年,不但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自己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当兵之前一天学都没上过,当兵后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手钢笔字写得很漂亮。

转业后,听说在寿安寺教过几天书,正式参加工作在台桥公社,带队修蒲圻铁路,后当沙坪区人武部长,又调到华陂区当人武部长,几年后调回沙坪,当过区人武部长、区委副书记(其间担任过金不水库副指挥长),在县外贸局副局长任上退休。

在华陂工作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大妈有次去看他,遇见大伯正在挨斗,游行过程中,一阵风把草帽吹走了,红卫兵还不让去捡。奶奶听说后,哭了一场。

大伯退休后,有段时间对做饭有兴趣,学会了做馒头和卤牛肉。每天早上煮一锅稀饭,蒸一锅馒头,一家人吃了去上班。

乐盈在线官网 ,我1972年到沙坪读高中,学校伙食特别差,严重营养不良。我有一个同学陈亚华,父亲在区邮政局工作。大伯每隔一段时间,就托陈亚华带信,叫我去区政府食堂吃饭补充营养。

我高中毕业后,到金不水库挑土,住的是民房,一个生产队十几号人住在人家的一间堂屋里,吃的和猪食差不多,还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两个月后,大伯托龚基龙部长把我安排到营部当施工员(修水库实行军事化管理,大队叫连部,公社叫营部),每天量一下土方,不用挑土了,吃的住的也都上了一个档次。

1975年春天,我到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这也是大伯安排的。

我离开家乡38年了,每次回老家,父亲都要讲述当年为了我和国斌的前途,如何和大队、公社干部斗智斗勇,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其实,如果没有大伯在背后的运作,再大的本事也没用。

大伯总是在背后默默地帮助我们兄弟,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起过。

大伯在55岁以后,视力逐步减退。1993年纪念奶奶逝世23周年时,走路都看不清了,是我扶他到山上去的。之后到武汉做了两次眼睛白内障手术。70岁左右的时候,身体不适到武汉检查,发现脑干梗塞,医生觉得很严重。由于他身体底子好,之后又坚强地活了10年。

在大伯最后一个春节,我去看他,那时他已经卧床四、五年,不能完全认人,但一提到画眉冲,就会流眼泪。

“去你的,女生怎么了,就不能踢球啊?你没听说过女足啊?”

父亲

我父亲柳木生养育了我们兄妹六人。我们长大成家,在每一个孙子出生后,他都要翻开孩子的手掌,看一看手掌是不是脱皮。要是像他那样手脱皮,他会很开心。

受父亲的遗传,我们兄妹都有手掌脱皮的毛病。

父亲继承了爷爷的石匠手艺,参加过一些水利工程和石桥的修建。石匠的手要接触石头,皮肤破损起茧,加上劳动后没有洗手,容易生长真菌,引起脱皮现象。这也印证了奶奶说的,他就是个辛苦命。

那些年,他经常骂某党,说某党上台后实行机械化,石磨被淘汰了,他修磨的手艺也不吃香了。

其实一般家庭,磨点米粉麦粉,还是需要石磨的,一台石磨一年要修理一两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一台石磨一元钱,而在生产队出工一天才一角钱。他从来不出去吆喝,人家请上门来,还爱理不理。

石匠的工具用久了也要修理,放在炉子里烧红,进行锻打使其锋利,所以石匠也是半个铁匠。我那时候的任务是掌灯和拉风箱。

父亲比大伯幸运,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学堂就在油毛垅。老师叫育师傅,我去外婆家的路上,常常见他提个大铜壶去井里打水。育师傅身材高瘦,秀才出身,清末时做过知县。传说他到县衙门上任第一天,批阅一个案卷,朱笔一圈,人犯绑赴刑场,头颅落地。他吓坏了,从此辞官不做。

父亲有一天放学回来,手掌红肿。爷爷奶奶一问,是遭受了育师傅的体罚,被用戒尺抽打的。爷爷一气之下,不让我父亲上学了。其实那年头,上过两年私塾,就算知识分子了。

辍学后,父亲在沙堆学过中医郎中,未成。

1957年,父亲也参军赴朝鲜。早在1953年,中朝方面已与联合国军签署停战协定。父亲那一批志愿军是隐蔽起来坐闷罐车到达朝鲜的,基本没有打仗,成天与朝鲜军民联欢,帮老百姓挑水做好事。

父亲当兵回来后,在沙坪中学食堂当过司务长,后又调到台山粮管所。1964年下放回乡务农。

父亲干农活并不习惯,也不愿意干,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只有勉为其难。在水田里干活时,人家都把裤腿挽得很高,他因为怕蚂蟥把裤脚扎得紧紧的,被村里人笑话。

经过了很长时间,父亲才认命,慢慢习惯了农村生活。还能苦中寻乐,上下午劳动歇伙时为大家讲古。为了和村里人打成一片,学会了抽烟。因为有点文化,当了多年生产队会计。附近的人有一些写写画画的事,或者婚丧嫁娶择吉日,打时卜卦,甚至有人生病,都来找他帮忙。他也很乐意,分文不收。

那时候家里有一本破旧的《玉匣记》,是一本明清以来民间流传的百科全书。上面全是择吉日、修建动土、画符咒等内容。比如某人上门求助,说孩子发烧上吐下泻。父亲就会翻一下《玉匣记》,嘱咐人家晚上某时某刻,出门向某个方向走多少步,烧若干张黄裱纸,上香作揖。奇怪的是,照做以后那孩子的病真的好了。

那时候没有环境污染,空气好,偶有身体不适主要来自营养不良和着凉感冒,一般几天之内自己会好。这也就是父亲给人“看病”灵验的原因。而乡下人生病首先想到的是冒犯了哪位神灵,而不是去医院。

记得那时家乡有一种特别的招魂仪式,叫作“喊吓”。小孩生病被认为是白天遇到什么邪物,或者在哪个土地庙、哪口井附近冒犯了什么,灵魂不安而得病。家长会在天黑人们入睡以后走到村口,大声喊孩子的名字:某某伢哟,回来吧,回来睏瞌睡啊!一路喊到家门口。然后若有其事地问:某某伢,回来了没有?家里人便会答应:回来了,回来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普遍贫困,而我们家是贫困户中的贫困户。穷到什么程度?我们家是全生产队排名第一的超支户,就是劳动得到的工分和分给你的粮食相抵,倒欠集体的。队里分粮食,超支户排最后。队里杀猪分肉时,超支户必须拿现钱,交不起钱就只好空手回去。我们家有一个衣柜,一到队里催交超支款,就搬出去作抵押,过些日子又跟人家说好话要回来,这个衣柜进进出出搬了四、五次。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分田到户时,我家还欠队里360元超支款。

毛主席要求“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我们家一年四季都吃稀。稀饭越吃越饿,肚子越吃越大,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薯丝煮粥特别难吃,过年过节都不一定能吃上一顿白米饭。安排住队干部来家里吃饭时,一般是蒸一大锅红薯,上面蒸一碗米饭给干部吃。有时一天三餐红薯,吃得都要吐,肚子成天气鼓鼓的,一路走一路放屁。

现在街上有不少烤红薯的,城里人当成保健品吃,而我一闻到烤红薯的味道就反胃。

春天是最美好的季节,又是最难熬的季节,因为这时候正是青黄不接。一到春季,父亲就挑着箩筐四处错粮。新谷出来首先要还一部分借粮,这就意味着下一个春天又要出去借。

吃油都是问题,吃肉更是奢望。一块猪油要用好几顿,炒菜前把猪油在锅底划两下,撮起来留着下一次炒菜用,这叫作熬油筋。熬到最后油被彻底榨干,几个小孩等在锅边,一旦吃到那块油筋,比现在吃一顿麦当劳还高兴。

过年一般都能吃上肉,但往往会控制不住多吃,加上营养不良肠胃弱,拉一泡稀等于白吃。

尽管家庭经济困难,但我父亲的原则是今日有粮今日吃,明日无米明日忧。我们兄妹基本没有挨过饿,穿的衣服也不比一般人家差。

那时候政府对困难户往往有一些救济。我们家差不多每年都会分到一件棉衣,叫救济袄,我也穿过。

现在流行一句话: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前半句我父亲心有余而力不足,后半句父亲是完全做到了。有的人家孩子一到十来岁就不让上学,在家里放牛、挣工分。我父亲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不管穷与富,一定要接受教育,做一个明白人。我和国斌在学习上没有让他操心,对他来说多少是个安慰。

父亲因为当过兵,在外面工作过,身上多少带有一点“小资情调”,对新奇、时髦的事物感兴趣,有时可以说开风气之先。回乡后,他养过金鱼,饲过鸽子。口哨一吹,几十只鸽子听他指挥。后来因为鸽子翻瓦,邻居有意见,只好放弃。他还买过一盏煤油大吊灯,有一个很大的罩子,叫做麦笠灯,过年过节和请客的时候用。

国家还没有植树节的时候,他就开始植树了。门前栽了一排白杨树,长得非常快。国斌上大学时,所带的箱子就是用白杨树的板子做的。

年纪大了以后,父亲对有些事情显得过于执着,爱折腾。画眉冲的路,本来上世纪80年代他修过一次,通行完全没有问题。今年又请来挖土机进行拓宽,可以跑汽车了。他自己的寿材、墓地也整了多遍。

什么是孝顺?最起码要给予老人基本生活保障,但这还不够,还要“顺”着他,让他开心。如果他在折腾当中能得到快乐,有利于身心健康,我们就要支持他,让他实现所有的心愿。

听了这话,高个子男生说:“那你看着我们踢,反正你别想加入。”

叔父

我对叔父柳利奎的记忆主要是1968年之后,那年他当兵复员。叔父当了7年兵,照此推算,他当兵那年是1961年,我三岁。

有一个画面在我脑子里比较清晰:叔父从沙堆买回来两样东西,用一根木棍挑着,一头是一只小花狗,一头是一把大火钳。七年,小花狗变成了老花狗,尾巴也没有了。复员回家之后,家里实在是缺油水,老花狗被烹了。

叔父排行最小,爷爷奶奶看得比较重。听奶奶说,叔父十岁以后,还追着她要吃奶。三兄弟中,叔叔是唯一接受了比较完整新式教育的,一直读完了中学。毕业后好像在通城印刷厂干过,还教过书。

叔父应征入伍的情景,我没有完整的记忆。好像有一些人来送行,其中有一个叫小洪的,是叔父的老庚(结拜的同年兄弟),泉湖山人。

之后好几年我都没有见过叔父,只知道他是个侦察班长,但我口袋中常年带有一张他在长江大桥下穿军装照的相片。

叔父经常从部队写信回家。那时候普通平信乡邮员是不送的,全公社的信都扔在堰市供销社的柜台上面,一天也没有几封。过一段时间我就去供销社看一次,叔父写的信封是那种斜体字,一眼就能认出来。

本大队柳祖奎的儿子柳均龙也在河南当兵,跟叔父在一个部队。一次柳祖奎去部队看他儿子时,叔父托他带回一大堆罐头,有肉的,有水果的,奶奶和一家人很是高兴。还有一次叔父寄回家一包毛主席像章,被大队干部收到了,他们瓜分了一大半。我在放学的路上看到,把剩下的几枚像章带回家。

那时候公社每年都要请转业军人和军属聚一次餐。由于父亲本身是转业军人,叔父的军属指标还可以去一个人。我不到10岁,好像去吃过两次。开半天会,散会后8个人一“桌”蹲在地上吃。那时候干部比较清廉,没有克扣现象,招待非常丰盛。肉、鱼、豆腐等用脸盆装。

1968年,叔父从部队回家结婚。在婚礼当日,红奎表伯递给我一个丝烟蒂把头,我吸了两口,竟然醉了,头晕不能站立,睡了大半天。

碧华婶娘的到来,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活力。妯娌们在一起时很热闹,有一次谈到个子高矮,大妈说:“我是早谷草,秋香是晚谷草,碧华是中谷草。”意思是说碧华婶娘个子最高。

确实,挑水、种菜、喂猪、出工,所有体力活没有她干不了的。她上山打柴,回家时柴太多,门框都嫌小,连拖带挤才能把柴弄进屋。

复员后,叔父在家短暂待业。那段时间很艰难,复员费也花完了,最大的难题是没钱买烟。有时候烟瘾犯了,向隔壁普奎爹要一小撮烟丝。甚至把荷叶切成丝,淋点菜油,用纸卷一下当香烟吸。

叔父参加工作到崇阳城关二小当老师。大伯跟县人武部比较熟,可能做了点工作,叔父不久就被安排到苏塘区黄洋公社当人武部长,好像也在古市公社工作过,辗转又到苏塘填当财贸书记。50岁上下,离开山区调到沙坪镇直到退休。

在苏塘镇期间,我和国斌有一次利用寒假去看叔父,晚上住在黄洋。第二天早晨,叔父在房间喊我们,说房门被反扣,出不来,要我们从外面开门。这事很蹊跷,门扣是一个很厚重的铁制件,往下吊着,扣住时需要往上提,难道它自己会跑上去?

第二年,珍爱婶娘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只活了36岁。

这件事之后,我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有些东西,一直和我们共同存在。

在苏塘的那十几年,叔父的经济条件是我们三家中最好的。我家自不必说,大伯家也是一个人拿工资,要养一家七口人,生活也相当艰难。叔父家人口少,要宽裕一些。但是由于家庭矛盾,大人小孩饱受波折。记得那时我上高一,托秀华表哥给叔父带了一封信……。现在想起来,其实是大不敬。

叔父一直对我很好。我读高中时,寄给我七元钱。1977年考上武汉的学校,叔父骑自行车从大山赶回家,专程为我送行。半夜动身,大雨滂沱,那时台桥到沙坪的公路正在修建,路面上污泥浊水,深一脚浅一脚,赶到沙坪搭车时天才麻麻亮。

我只好站在一旁,看着他们踢,可心里却痒痒的。唉,这段时间只顾给樊星写信,都没踢球……

风波

画眉冲是一块福地,我们家族在这里安全地生活了近七十年。

单家独户,偏于一隅,除了寂寞,还存在一个安全问题。

奶奶在世时,有一个政策:到了晚上要让狗吃饱,而让猫饿着。猫吃饱了晚上贪睡不抓老鼠,狗晚上值班是很辛苦的。夜晚狗的叫声相当凄厉,有时候一边叫一边还有往前扑的声音,隐约还有撕打的动作。小时候夜晚听到狗叫是很害怕的。

几十年中也出过一些事情,但都是有惊无险。其实根本算不上劫难,只是一些小小的风波而已。

1938年秋,日军占领武汉,随即向周边扩张,进犯崇阳、通城、岳阳等地。大概在1943年上半年,日军在崇阳、通城一带有一次军事行动,我们家附近的码头、盘社、丁家、粉铺都有人被杀。那一天,爷爷在家听到有响动,就是那种军刀和军用水壶碰撞发出的响声,便出门到前底嘴张望。爷爷穿着一身粗布白衣服,很显眼,一下子被鬼子发现,一边追一边开枪。情急之下,爷爷钻进了山上的密林中,躲在堑上观察动静。

一队日本兵随后进入画眉冲。日军问在此逃难的堰市金哀家:八路的哪里去了?金哀家用手一指乱说一气:波里波里往那边跑了。

日本兵又问我们奶奶,奶奶照直说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不知道,结果挨了重重一耳光,被打得摔倒在地。

那时奶奶40来岁,大伯9岁,我父亲不到6岁,叔父生下来不久还抱在怀中。堂屋里有一个打谷用的方桶,装着刚刚收回来的豌豆蒿,桶里面藏着一个人,因为发抖,豌豆夹像摇铃一样发出响声。奶奶对那人说这样很危险,他又爬到楼板上躲起来。

大伯被金哀家抱着,突然喊肚子疼,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拿出一片药丸,示意大伯用手去接。大伯伸出一只手,军官摆了摆手,要他用两只手接。大伯照做了,接过药丸一口吞下,肚子就不疼了。

我父亲和几个人藏在床铺的角落,用碗橱档着。因为发抖,橱柜中的碗碟撞击,不断发出响声。

梅姑妈和另一个姑娘躲在猪圈中,脸上身上糊满猪粪,房门用桌子顶住。日本兵进去抓猪,把两个人拖出来。见两个姑娘一副臭哄哄的样子,并没有侵犯她们。

据奶奶和我父亲回忆,当天进入画眉冲的日本兵大概一两千人,房间、场地、山上到处是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在这里埋锅造饭,把我们家里的粮食全部搜光,鸡和鸭穿在刺刀上带走,但猪圈的一头猪留下了。

混乱之中,奶奶决定带家人离开。她从人群里挤出一条路,硬是去房间把一床新棉被拽出来。

这一天,柳正华的爷爷铜答牯和另外两个人,得知有日本兵在油毛垅做饭,爬上树张望,被从背后来的鬼子发现,怀疑他们是八路军或游击队的密探。他们三人被枪杀在画眉冲屋背艾家冲的水塘边。

来画眉冲的日本兵是一支正规部队,军纪比较严整,加上面对的是一些平民百姓,对他们没有构成威胁,所以并未开杀戒,算是刀下留人。

日本兵离开之后,劫后余生的母子几人和爷爷在陈家排前面的小港边重逢。

还有一次一家大小躲兵,藏在一片树林中,突然我父亲大哭起来,其他躲兵的人怕被日军发现,逼着爷爷奶奶要把我父亲掐死。要是真被掐死了,就没有人写这篇回忆文章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1963年左右。一天半夜,我父亲睡觉的房间窗户下突然有响声,一只动物用爪子猛击窗户,还打着响鼻,半晌没有离开的意思,吓得狗都不敢叫。我父亲拿出一把火铳,装上药,将枪杆伸出窗口开了一枪,把动物吓跑了。

第二天早晨,观察泥地上的脚印,有碗口大,加上动物有打响鼻的声音,判断这只动物是老虎。但人们认为我父亲的举动有些鲁莽,动物听到枪响后,会抢火,进而作出更大的攻击行动。

过去我们这一带是有老虎的,虽然山上大树被砍伐,成群的老虎不可能存在,但单只的饿虎夜间游荡也不能排除。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乱成一锅粥,抢夺枪支的事件时有发生。大伯是人武部长,手枪随身带。有一次大伯回家,睡到半夜,突然听到十几个人在外面大喊大叫,还发出一声枪响。可能大门没有关好,还听见鸡栏里有抓鸡的声音。

大伯赶紧起床,用手枪对准门外,一旦有人破门而入,就会开枪。

这伙人折腾了十几分钟后,自动散去。

事后分析,这些人是为了抢枪而来。大伯非常警惕,以后回家每晚睡觉前,一手拿电筒,一手拿枪,把床底下检查一遍。

这以后,大伯动了搬出画眉冲的念头。在台山买过木料,在沙坪建过房,后来政策允许干部家属转商品粮户口,上世纪80年代初全家搬到沙坪镇。调到外贸局后,最终在县城落业。

经历这一桩桩惊险事,我们家族毫发无损。这要归功于我们祖上有德。积善之家有余庆,好人自然有好报。

这几个男生的球技并不糟糕,但和我比起来,还是要差一截。我可不是吹牛哦!

邻居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户邻居,女主人是个江西哀家,老伴叫饶玉清,跟本队杨塘饶家是一房的。他们有一个女儿金凤,当时已经成人。大概1962年,玉清爹去世,埋在去油毛垅路边的黄土岭上。

我那时只有4岁不懂事,学江西哀家哭老伴的样子:玉爹哇爷啊!又哭又唱,哭一句甩一下鼻涕。

老伴去世后不久,江西哀家变卖房产,带着女儿回江西老家了。她在塘岸上种的菊花,因无人管理成了野菊花,至今年年开放。

我们家很快迎来了新邻居。这家是从柳家山搬来的,男主人柳普奎,堂客张玉田,带着三男三女,分别是儿子均龙、均甫和均保,女儿龙宝、凤宝和六员。普奎还有一个70岁的盲人母亲贵哀家。

这家也是穷得叮当响。他们家六个儿女中,有两个癞痢头,就是头皮结痂,好像鸟拉的屎堆在头上,这是由于长年不洗头造成的。他们家十来岁的女孩还穿着开档裤,上山下田到处跑,从不避讳。

穷则思变,他们家开发了几项经济产业。

玉田哀家是一个织布的手艺人。那时乡下人穿的都是手工织的粗布,染一下就裁剪成衣服。人们将纺好的线拿到她家称重,交一点工钱,到时候按同等重量拿走布匹。

在织布之前有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牵镜”。这里的“镜”其实是经线的经,“牵镜”就是整理经线。竖的经线和横的纬线交织,才能成为布料。“牵镜”对织布人的体力和智力是一个考验。“牵镜”一般在夏天晴好的日子,场地上钉满竹钉,用来缠绕棉线和布置棉线的走向。

形容一个人干事很卖力,一般是说挽起袖子大干一场。而玉田哀家则是赤膊上阵,只见她在复杂的竹钉阵中来回穿梭,棉线在手中上下翻飞,其场面相当壮观。如果张艺谋把这拍成电影,效果一定不亚于《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

上世纪70年代,两种工业布料的出现,让家庭织布作坊彻底生存不下去了。一种布料是的确良——其实夏天穿在身上不透气不吸汗,一点都不“凉”。还有一种布料是日本进口的化肥袋子,一般工作单位的人才能弄到。人们把尿素包装袋拆开,染上颜色做成裤子,穿起来又凉快又飘逸,但“日本尿素”四个大字还是不能被完全覆盖。还有“净重40公斤”、“保证含氮量40%”等字样。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形容这种现象: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料子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裤裆净重80斤,腰里系着百分数。

邻居家有一项做草鞋的活计,一个成年人一天最多可以做两排,每排五双,卖一毛钱。贵哀家和几个孙女一起干,往往是挑灯夜战,场面很热闹。有时半夜还能听到捶草的声音,稻草喷上水进行捶打,让其柔软。几个女人边干活边唱山歌,有一首是唱出嫁的女儿思念娘家的:

野鸡叫哇竹鸡啼

娘屋的细女几时归

脚踏碓呀手巴磨

这样的日子真难过

记得还有一首儿歌:

张打铁,李打铁

打到姐姐门前落大雪

姐姐留我歇,我不歇

我怕姐姐床上有臭虱

……

他们家还有一项经济产业是养母猪。一头母猪一年可以生四窝小猪,每窝大概十只小猪。猪不发病的话,养母猪能带来不小的收入。老母猪带小猪,有如一支坦克部队,山上、菜地都被拱了个遍。我们家因此不得安生。

玉田哀家有一个弟弟张佛明,是个理发匠,还兼职干给猪做绝育手术的营生。他们家的小公猪出栏之前,都要由理发匠用剃刀把睾丸切除掉。而母猪则等到“青春期”时再做绝育手术。除了极少量的种猪,99.9%的小猪都逃脱不了断子绝孙的命运。

1972年左右,佛明师傅患胃癌去世,其状甚惨。

我们和邻居家的关系有点像今天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邻居大规模发展经济,两家必定会产生摩擦,甚至引起领土纠纷。

我们的奶奶认为,我们家对画眉冲及其周边自古以来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他们家买的只是房子,并没有买土地,所以滴水以外的范围没有开发的权利。而邻居家从两家的房屋中间自行划定中线,各占一边,甚至水塘里养浮萍,他们家也要占一半水面。因此两家时常发生争执,由于没有美国插手,战争只是停留在嘴巴官司上,并未升级到下药和打架的地步。

矛盾时急时缓,两家有大事时,都还互相帮忙。

这种拉锯战待续了三十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家搬出画眉冲。

渐渐地,高个子男生那方占了优势,他们那队已经超过对方3个球了,我心里真着急。忽然那球滚到了我的脚边,我对准球门,一脚把球踢了进去。可能是对方以为我球技不好,所以没有防守。

画眉冲十兄弟

画眉冲到我们这一代,共有兄弟姊妹十三人,其中男丁十个。

兄弟们在一起长大,都是大的带小的这样走过来的。可以说,十兄弟中,我除了没有抱过自己,其他九个弟弟,我都抱过。不是抱得好玩,而是正儿八经的抱。大人出工或者出外劳作,大一点的负责照看小一点的。我对我们小时候的情况还有点印象,下面逐一说说。

我帮高个子男生的对手进了一球,他们十分开心。

我自己

我生于1958年农历3月12日。那天我妈妈发动的时候,大伯赶紧去沙堆请桂哀家接生。由于时间紧迫,家人只好就近请本队接生婆服莲哀家先处理一下。桂哀家赶到时,见已经接完生,大为不悦,说服莲哀家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从名气上来说,服莲哀家当然不如桂哀家。这只是一个土专家对一个小人物发泄不满而已,我安全顺利地生下来了是事实。

我的脐带是用一把家用剪刀剪断的,我生下来第一次闻到的,不是医院的来苏水,而是妈妈的味道。我们十兄弟,也都是在家里接生的。

按乡下习俗,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一个见证婴儿的出生,这个婴儿就是这个人“逢生”的,我的“逢生”人就是大伯。

由于这个原因,大妈说我的性格像大伯,跟大伯一样是个“长腰懒”,不爱劳动。也许这个说法还有点道理。

每年稻谷成熟的时候,人们特别高兴,又可以吃到新米了。而我一看到稻浪翻滚,腿都发软。这意味着,马上要进入“双抢”,一年中最苦的体力劳动即将到来。

除了懒、拖延症,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记得艳霞和艳兰谈恋爱的时候,他们的男朋友要在家里留宿,安排一个人跟我睡一床。两位未来妹夫都不敢跟我睡,最后只好划拳决定。

到了奔花甲之年,我的暴脾气改了不少,懒毛病还是依旧。

中场休息时,一个清俊的男生走了过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

国斌

国斌小时候长得很白净,也很聪明。

父母离异时,他还在哺乳期,随妈妈被带到丁家。后来听说妈妈因为国斌的事遭受家庭暴力,父亲只好把他接回。

国斌识字是在火炉边开始的。两三岁时,父亲在火炉边用火钳把柴灰扒平,写字给他认。到上学时可以认两百字,一年级的新书刚拿到手,他大致可以读懂。

他那时候把废电池剥开,取出碳芯在地上写字画画。他画的毛主席像,大人们都很赞。

读书学习,对国斌来说从来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当时家里的情况,已经不允许他安心地背起书包上学。早晨他要煮一家人吃的一大锅粥,待到吃完早餐已经日上三竿了,所以上学时经常迟到。

家乡盛传国斌不用上课,每天在坟地里睡觉也能考上大学,其实是被逼无奈。由于迟到经常被罚站,干脆不去学校,在路上玩一会儿,有时躺在比较僻静的坟地边看一下闲书,到放学时又背着书包回家。

他不但睡过坟地,有一次在家里挨骂,还在红薯地里过了一夜。

老是迟到,自然成了老师不喜欢的学生,在课堂上被老师开批判会,受到百般嘲讽。终于忍无可忍,他写了封信递给老师,老师看后脸都气白了。

这封信说了些什么呢?我也是在公社教师大会上知道的。这件事在学校传开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老师应该体谅学生,而不应该嘲讽讥笑。信中还说老师“满口鸡粪(谐音:讥讽之意)”,这让那个老师很崩溃。

其实大多数老师对国斌还是抱以同情,认为这个学生很不错。也有老师幸灾乐祸,看那个老师的笑话。

邓小平恢复高考以后,国斌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考取了崇阳一中首届重点班。

到武汉上学,父亲为他准备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别无他物。

我的待遇也和国斌一样。

“谢谢你,于朵朵。我和其他人商量了一下,让你加入我们队,我是队长白缇。”

国其

国其在我们六姊妹中是最小的一个,可能也是盼来的。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并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

我离开家时,他只有五六岁,我对他小时候的印象不是很深。记得有一次我回家过年,返回时,家里给我一只鸡带回武汉。他反复抚摸着那只鸡,不停地说:鸡啊你的命真好,我都没到过武汉,你却可以去武汉了。

那一年他九岁。

他向往武汉的愿望果然实现了。他在武汉的第一份工作是开车。

国其从小对机械的东西包括开车很有兴趣,跟他舅舅学开拖拉机,后来又学开汽车。开车是他最想干的事,也是最不费力的事。听说有一年从广州开车回老家,路上遇到堵车,硬是从车辆的缝隙中挤开一条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

那年在武汉一家饮料厂跑运输送货,开的是一辆接近报废的解放牌汽车。几个年经人开着那辆破车走街串巷,非常快活。

后来又为一个装饰材料公司的老板开小车。国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事很认真,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老板对他很信任。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不但结满了工资,老板还另外给了5000元奖励。

在以后十多年里,靠着开车的手艺,支撑起一个小家。现在工作变动了,搞售后服务。不用开车了,但还是丢不下老本行,又凑钱买了一辆车自己开。

我兴奋地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说:“谢了,我也是你们队的一员了,放心,我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岳斌

岳斌在我们十兄弟中是最帅的一个,过去是,现在还是。

岳斌小时候非常能干,抓鱼摸虾、砍柴打猪草都是一把好手。

他热爱运动,最出色的是骑自行车和打篮球。乡间小路也就一尺来宽,他在上面骑起自行车来就像长了翅膀。他打篮球时用左手投篮,非常精准,又很帅气,常常引得女孩子尖叫。

我猜想,他上学时一定有女同学暗恋他。听说堰市上街忠宝铁匠的女儿,还有细屋邓家肖鼻涕的女儿,都和他传出过绯闻。当然这都是小孩子家的玩笑,可能是人家妈妈太想当丈母娘了。

在蒲圻当兵时,休息日有时去蒲纺总厂国华表哥家,一路上也是有女孩子追随搭讪,找他换军帽,要军用挎包。

从部队复员后,他在沙坪供销社站柜台。记得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时说:穿玻璃裙,照半截像。

岳斌很会过日子,他会利用好每一分钱,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他的厨艺也不错。

他在县生资公司跑业务时,从崇阳运了一张竹床送给我。我后来搬家,又把竹床运回了老家,夏天我父亲在上面睡午觉。

比赛又开始了。这虽然都是一些我素不相识的人,但他们很热情、不拘束,这让我感觉很踏实。每一个防守,每一次传球,每一脚球,我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第二场,我方大获全胜。

继斌

继斌是1964年夏天出生的,是一个中午,太阳很大。生下来不久,家里人发现他耳朵上有一个针鼻大的小眼。

我记得一个小故事。有一年生产队播完秧之后,剩下一些谷芽,分给各户,磨成粉,做成谷芽粑。谷芽粑是一种美味,又香又甜,吃起来带有少许糠渣。一天晚上,他带着一个很漂亮的毛主席纪念章去邻居家玩。回来时,纪念章没有了。大人问他,他说用纪念章换谷芽粑吃了。

我们柳家的孩子嘴都比较笨,不会花言巧语,甚至在表达亲情时也难以开口。继斌小时候喊岳斌时,不是叫哥哥,都是直接叫岳伢。直到岳斌当兵快要复员,家里人对继斌说,这次是个机会,你一定要改口叫哥哥。继斌答应了,好像私下也练习过。岳斌回来了,两人见面时,继斌动了一下嘴巴,一下子笑喷了,还是没有叫出来。现在是不是改过来了,我不清楚。

继斌的性格非常淡定,好像从来没有什么着急的事。他妻子为他分担了不少。他们有一个争气的儿子。

继斌在银行工作时,来武汉找我拉存款,我不在家等了半天没找到。

三年前,玲红来武汉学习,有一天晚上来家看望我们,匆匆忙忙坐一下就走了。

队长白缇兴奋不已:“于朵朵,你太厉害了!我方欢迎你每周都来踢球!”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好喜欢画眉巷,喜欢这里的人……

文斌

文斌小时候火气比较重,一年四季咳嗽,干咳没有痰,有时治一治但不见效果。长大以后咳嗽的毛病奇迹般地好了。

一到夏天,文斌满身都是痱子,背上的皮死了一层又一层。头上长疖子,这边刚挤完脓,那边又长出来了。挤完脓就摘苦瓜叶子贴上,这样好得快。场地边的苦瓜叶都摘得七零八落。

还有就是爱流鼻血。有一次玩惩罚游戏,我用手在他鼻子上按了一下,鼻血就流出来了。我一时不知所措,含了一口凉水喷在他脸上,才止住了血。

文斌小时候非常勤快,埋头苦干。该他干的事不该他干的事,他都要插一手。兄弟们用一个顺口溜笑话他:揽事干,干豆汁,干到外婆家过月半……

文斌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总是替别人着想。不管和谁在一起相处,宁可自己吃亏,也不亏待别人,所以他的人缘特别好。

第一场是名叫夏志的高个子男生那方赢了,第二场是我们队赢了,我们打算再次较量一番。

完斌

完斌小时候长得又白又秀气,到哪里都是一脸笑,可以说人见人爱。大妈一直盼望有一个女儿,还一度说过让艳兰做她的女儿,但最终没有成为事实。完斌出生后,大妈有意无意地把他当女儿养,头上还扎过小辫子。

十几岁进入剧团当学员,学了一身功夫。1993年,奶奶逝世23周年纪念会的那天晚上,经不住亲友们的怂恿,已经几年没有练功的完斌连翻了几个跟头,虽然动作有点吃力,但功夫还在。

一个曾经被当成女孩来养的小男孩,长大后却成了兄弟们中最有主见的人。完斌是我们老柳家有史以来第一个企业主,白手起家开办工厂。

办厂,说简单点是为了赚钱,说高尚点还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还要向国家缴纳税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关注市场变化,要操心原料和销售,要交各种各样的朋友,有时候一夜之间朋友突然变成了对手。

我们家族没有做生意的传统,家人帮不上任何忙,一切只有靠完斌自己一个人打拼。

完斌的儿子俊伟和我女儿晴蔚差不多大,俊伟是1993年农历3月出生的,晴蔚是农历闰3月出生的。记得俊伟出生的前一个月,完斌夫妇到武汉买家用电器,好像买了一台长江音响。那时候晓兰挺着大肚子到处走轻松自如,而晴蔚的妈妈早就请假在家休息了。

第三场决赛正在进行……

学斌

岳斌几兄弟在个人仪表方面,比我和国斌要讲究得多。这其中又以学斌最为时尚,无论是衣着打扮、个人爱好还是所玩的项目,都走在时尚的前沿。

大伯有一次开玩笑说,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家里各个房间吹风机响成一片,就像开理发店。

学斌几岁就离开了画眉冲,可能对那里没有什么记忆。我1981年暑假回家,看到学斌时,他正在沙坪镇政府楼顶的平台上,和一帮小朋友打瓦仗。

有一次他坐在仪表厂门前的石桌前,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他穿一件灰色外套,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平静而不屈的神情。那时候他正准备南下广东闯世界。

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斌在深圳落了户,进入保监会工作。开车、接待、摄影、宣传,这些工作对他来说得心应手。要知道,即便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要获得这份工作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几乎所有人的平静生活都被打破。学斌五兄弟对这一点感受应该更为强烈,面临重新调整职业规划,他们不等不靠,勇敢地面对,通过艰辛的努力,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理想的位置。

可就在这时,走过来一位刚买完菜的老大妈。夏志兴致勃勃地踢了一个飞球,谁也没想到那球正正好好地砸在了老大妈装菜的袋子上,老大妈“哎哟”一声,一个没站稳,坐在了地上。

亚军

亚军也是很小就离开画眉冲。幼年颠沛流离,在多地生活。不到十岁就独自带着弟弟,搭长途汽车往返沙堆与苏塘。其间和老柳家这边音讯不通。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他已经高中毕业,在沙坪一家煤炭单位上班。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后来到武汉找工作时,我送了他一套红楼梦。这本书我看了三遍都没看进去,我想他一定是看懂了。

由于工作关系,他游历名山大川,遍访高僧大德,找到了自己的信仰。

如今,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他是我们十兄弟中最觉悟的人,最有文化的人。

他现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苦口婆心教化众生。他写的博客文章,境界高、文采好,以事说理,又通俗易懂,引导信众追求正信的佛教。

人有来处,也有去处。过去世的所作所为,决定今生的生活状态;今天的所作所为,决定未来及未来世到哪里去。福不是求来的,而是修来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既是农事规律,也是人生定律。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觉悟了,就成佛了。——这就是亚军想要告诉世人的道理。

他写的《心上莲花次第开》,已经出到第八集,发行三十余万册。按每本传阅三人估算,他的粉丝达到百万之众。可以说,他要是一声号令,中南海都有点紧张。

在他的倡导下,开办了数家素食馆,并为贫苦人提供免费餐食。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多个放生点,不断有人捐钱,拯救生命。

他对命理、风水也有研究。地震和泥石流灾害之后,他写的映秀镇风水分析、舟曲风水分析,在论坛上有一定影响。

他还尝试过辟谷功夫,半个月不吃不喝,体重没有减轻,每天照常工作。当然,他不需要证明这些“神通”。

这可不得了,老大妈一眼就认出了夏志,她站起来,掸掸衣服上的灰,指着夏志说:

亚辉

亚辉和他哥哥小时候最明显的区别是一白一黑,他是白的那一个。两兄弟一个说沙坪活,一个说通城话,这表明他们青少年时期并不生活在一起。

差不多四十年中,我和亚辉见面很少,不超过十次。那时候我总在想,两兄弟是什么样子?过得好吗?

亚辉参军后,往返部队途中到过武汉两次,之后又是多年未见。

再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家幼儿园的园长。我说你当领导了,他开玩笑说,他只管做事,不管钱,也不是董事长。

那位弟媳妇,我至今还没见过。

亚辉身上有很强的军人色彩,至今还和战友保持联系,一直关注老部队的动态。

“好小子,你的球把我买的西红柿砸开花了,晚上我叫你爸妈把你的屁股打开花!哼!”

后记

中国已经告别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家族聚居在一个地方几百年的事不可能再现,我们兄弟们也不可能永远在画眉冲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为了各自的理想和事业,我们走向五湖四海。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画眉冲。也许再过五十年,我们的后代将不再相认。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十兄弟出生时的胞衣(胎盘)都埋在屋背岭上,画眉冲注定是我们永远的牵挂。

祖辈没有为我们留下金银财宝,但有一个老物件却非常有意义。那就是大伯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军用水壶,从侧面锯开一个大口子,壶口上安个木把,变成一个煮米糊的小锅。画眉冲喂养小孩,都用这个小锅来煮米糊。

我们小时候都吃过这个东西煮的米糊,我们真正是吃一个锅里的饭长大的。

柳国甫记于2015年12月

我们几个笑嬉嬉地说:“不是我们啦,是足球惹得祸,打它的屁股去吧!

老大妈又气又笑,走了。

少年们的笑声在空中回荡着。画眉巷真是一个令我难忘的巷子!

三、“画眉奶奶”的小故事

自从与白缇他们成为“哥儿们”以后,我来画眉巷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几乎每次来到樊星家门口时,都会看到她正在安静地看书,抑或是静悄悄地写作业。所以,我不忍打扰专注的她,就一次次默默地离开,找白缇他们玩去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路过樊星家门口时,夏志忍不住向里面张望,然后感慨万千:

“你看人家,安静美丽。不像于朵朵,风风火火的。”说完还顽皮地冲我眨眨眼。

我刚想生气,一旁地白缇急忙当“和事佬”:“谁说朵朵不好看了?你是没看见,道歉!”

夏志说:“我们什么时候能看见于朵朵安静的一面?”语调有些……‘娘’。

他们都说上我家,我十分气愤:“夏志,像白缇这样的人才配来我家,你才不配呢!”

夏志翻了个白眼,不屑地“嘁”了一声……

那是个有风的阴天,我最喜欢的天气,很凉爽,不闷热。那天是周日,我一会儿就完成了作业,准备去画眉巷找樊星、白缇和夏志他们玩。

忽然手机响了,是在学校的好朋友赫赫打来的。赫赫大名叫柳赫赫,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是我的竞争对手,与实力相当的人交朋友,是我的特点。我们这对好朋友的名字拼在一起十分好玩:柳、于变成“遛鱼”;赫、朵变成“喝多”。只要我俩儿在一起玩或者探讨作业,就会有人跑来打趣:“这不是‘遛鱼的人喝多了’组合吗?”我真是又气又笑。

这次柳赫赫给我打电话是想请我去她家写作业,可是,我的作业已经写完了,再说我是要去画眉巷的,于是拒绝了她。

我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向画眉巷,可一个悦耳的声音叫住了我:“朵朵,等等我!”

我一回头,就看见一个身穿湖蓝色连衣裙的女孩向我奔来,是樊星。我停住脚步,她也正好跑到我跟前,我帮她理了理鬓角的碎发,问她:

“星星,你跑这么急,干什么去啊?”

樊星喘了口气,说:“不好了,画眉奶奶生病了!她在家里,需要人照顾!”

我正疑惑这位“画眉奶奶”是谁的时候,樊星拉起了我的手,说:

“边走边说。”

我们去附近的药店买了药,我又买一小束鲜花,就和樊星一起赶往巷口。她说:

“画眉奶奶姓秦,住在巷子的1号。她待人友善,十分讨人喜欢。举几个例子吧!”

“有一次,她家包了饺子,她就挨家挨户地敲门送饺子。我还看见,如果没开门的,她就会留一张字条,叫那户人家去取,画眉奶奶就是那么热情。”不等我发表感慨,她又说:

“有次春节,我出去买好吃的,看见几个小孩眼巴巴的看别人在放摔炮,自己却连摸都摸不着。我不忍心,就把要买好吃的钱给了他们,让他们去买摔炮。可是他们一走,我就犯了难,我说好会把好吃的带回去和姐姐一起分享,但现在钱没了,回去就会挨说的。”

正在这时候,画眉奶奶奇迹般地出现了,她说:“‘星星啊,这个红包是你的啦!’然后她递给我了一个红包,里面的钱虽不多,但买吃的也足够了。我刚想感谢画眉奶奶,她又递给了旁边的两个小孩一人一个红包。看样子,她给每个小孩都准备了红包!”

“于朵朵,你说,画眉奶奶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反正肯定不叫秦画眉。”

“呵呵,你说错了,她就叫秦化梅,只不过不是那个‘画眉’了!其实呀,‘画眉’是表现这条巷子里的居民对她的尊敬。如果她不叫秦化梅,那人们也一定会称她会为‘画眉奶奶’的”。

原来是这样。我们来到画眉奶奶家。

可是我们俩挤了好久,也没挤进去。也难怪,因为画眉奶奶太受人尊敬,看望她的人太多了。

这时,我看见有人走出来,赶紧推着樊星往里挤,不好容易来到她老人家的床前。

“星星你来了,这是朵朵吧!”画眉奶奶说。

我狐疑地看了一眼樊星,她得意地一笑。“画眉奶奶!”我们异口同声……

……

画眉奶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坐在床上,微笑着对待每一个人。头发灰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她的相貌可能会让人忘记,但人们永远也忘不掉的是那颗热情的心。

时光飞逝,一眨眼又过了一个学期。

暑假里,父母打算带我来个七日游。

一种不知名的滋味涌上心头,我有些不舍。笔友樊星甜美的笑脸,表面上不屑一顾而心里却对我佩服得不得了的男生夏志、我的帅气球队队长白缇都令我不舍。但是让我难忘的还是画眉奶奶,她的慈祥与宽容令我尊敬。

不过我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画眉巷,因为它已经住进了我的记忆里,永远都忘不掉了。

再见,画眉巷,一周后,我们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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